本文是“石油美元”系列的第二篇，著重討論“石油美元”體系誕生對中國建設新型開放經濟體以及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有人認為，“石油美元”體系是美國第一經濟軍事大國地位的自然結果，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自然延伸。這當然有一定道理。但筆者在此想要指出的是，這一延伸并不“自然”。換句話說，回到20世紀70年代初的全球經濟政治環(huán)境背景下，如果不是美國的主動作為和運籌帷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完全有可能走向不同的方向。其一，當時除了英鎊等老牌國際貨幣之外，德國馬克、日元等貨幣也在迅速崛起，國際貨幣體系由“單極主導”走向“多元并存”并非不可能。其二，美國的確可以通過軍事威懾、武器限售等手段對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國家施壓，以促成“石油美元”協(xié)議簽訂，但不要忘記，這一時期蘇聯(lián)在中東地區(qū)也具有強大的軍事存在和威懾能力。

毫無疑問，經濟基本面因素是決定一國貨幣相對幣值的根本因素；軍事實力對于大國國際競爭的重要性也毋庸置疑。但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不應忽視美國政府在此過程中的主動作為。深入分析和研究這些主動作為，對中國建設新型開放經濟體以及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具有啟示和借鑒意義。

可以將一個有趣的問題作為出發(fā)點：1971年之后的幾年可謂“二戰(zhàn)”以來國際社會對美元信心不斷下降、美元地位最受質疑的時期，但為什么恰恰是在這個時期確立了對日后影響深遠的“石油美元”制度安排？

對此，有必要從如下三個非常重要但又常常被人們忽視的視角去挖掘答案。而這些答案對于當前的中國對外經濟政策制定也頗有借鑒意義。

第一，開放主義是“二戰(zhàn)”之后美國在自身發(fā)展的同時不斷擴大國際影響力的一大法寶。

開放主義的本質，是在更廣的約束空間下優(yōu)化資源配置。“二戰(zhàn)”之后，開放主義在美國已經不僅是一種經濟理念，而且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態(tài)。

為了理解開放對于大國經濟的重要性，有必要把蘇聯(lián)經濟與美國經濟加以對比。在“二戰(zhàn)”結束之后很長一段時期，美國和蘇聯(lián)并稱兩個超級大國。盡管蘇聯(lián)稍遜于美國，但不論在經濟實力、軍事實力上，還是對全球秩序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上，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差距并不太大，至少影響力是可比的。

但是蘇聯(lián)的貨幣始終沒能成為全球貨幣。當然有人會辯解說多數(shù)蘇聯(lián)的加盟共和國資源豐富，不需要進口石油，所以“石油-盧布循環(huán)”產生的基礎不存在。但如果深入一想就會發(fā)現(xiàn)，這一解釋很難具有說服力。試想，為什么在其他產品的國際貿易中盧布也沒有成為通行的計價和交易貨幣呢？再試想，為什么甚至蘇聯(lián)與其他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經貿交往也廣泛采用美元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而盧布在國際經貿中的普遍使用始終未能出現(xiàn)？

回顧近現(xiàn)代經濟史我們很容易看到，幾乎所有的大國在崛起過程中，都實行了開放主義的經濟政策。從大航海時代的葡萄牙、西班牙到17世紀的荷蘭，再到18～19世紀的英國，以及后來的美國、日本，概莫能外。

第二，金融市場對于大國開放經濟體至關重要。

發(fā)達的金融市場是“石油-美元循環(huán)”得以成立的基礎。進入20世紀70年代之后，盡管受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困擾，國際社會對美元的信心下滑，而且客觀上美元也難以繼續(xù)維持與黃金的固定比價關系，但是，美國具有發(fā)達、高流動性、深度足夠且相對而言較為穩(wěn)定的開放金融市場。這是美國相比于另外一個超級大國蘇聯(lián)以及德國、日本等新興大國最大的優(yōu)勢之一。

而客觀上，石油出口國也確實需要穩(wěn)定的海外投資機會，需要依賴甚至依附于美國發(fā)達的金融市場。

認識到這一點對于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要。一般而言，一種貨幣的國際化有三種路徑：一是“國際貿易路徑”，二是“國際協(xié)議路徑”，三是“金融市場路徑”。近年來，人民幣國際化在國際貿易路徑和國際協(xié)議路徑上已經取得了較快的進展，目前最大瓶頸就在于金融市場路徑進展緩慢^[1]。在岸市場和離岸市場上，可供境外投資者投資的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數(shù)量遠遠不足，渠道不夠暢通。同時中國國內金融市場的制度建設和金融穩(wěn)定性也有待加強。

第三，應當充分重視培育國際協(xié)調和外交公關的能力。

美國與沙特阿拉伯簽署“石油美元協(xié)議”可謂“二戰(zhàn)”之后世界經濟外交舞臺上最成功的危機公關事件?；叵氘敃r的世界格局和地緣政治環(huán)境，達成這一成果殊為不易：一方面，西方主要經濟體增長動能不足，美國的領導力以及美國模式的號召力開始受到質疑，全球化面臨停滯甚至倒退；另一方面，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的沖突達到高潮，而美國堅定地支持以色列。

正是在這樣復雜的環(huán)境下，美國做到了與中東大國沙特阿拉伯攜手構建“石油美元”體系。究其原因，經濟規(guī)模、軍事實力、制度慣性固然重要，但同樣不可忽視的是美國靈活而強大的外交公關能力和國際協(xié)調能力。

無獨有偶，也恰恰是在這一時期，美國與中國建交。這兩個看似孤立的外交事件，實則有關聯(lián)性。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戰(zhàn)后重建和歐洲存量市場恢復為主題的經濟增長動能已經趨于衰減。反映在實體經濟層面，表現(xiàn)為西方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反映在貨幣金融層面，表現(xiàn)為西方主要國家通貨膨脹率的上升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在“特里芬困境”之下難以維持、美元地位面臨重大危機。

面對這些挑戰(zhàn)，美國在積極尋求應對之策。而“石油美元協(xié)議”和中美建交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美國政府為開啟新格局找到的兩把“鑰匙”。這些在舊模式困頓中突出重圍的事件充分表明，對于大國而言，外交舞臺上運籌帷幄能力是多么重要，外交公關能力和國際協(xié)調能力也是一種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