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卷第1期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VoL 17 No. 12011年2月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Feb 2011中國俠文化與法治李曉婧(南京大學法學院,江蘇南京,210093)摘要:俠文化是中國特有的社會現象,從法律文化的視角對其進行全面的考查將是一次很有趣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學術旅行。從法理邏輯來看,俠文化與法治是矛盾背反的;從精神層面來看,俠文化與法治是相洽融通的。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對于俠文化,我們必須進行制度重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關鍵詞:土:儒士;俠文化:法治:法律文化:制度重構中圖分類號:DF0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04(2011)01-010406近年來,文化領域一直倡導的正統(tǒng)文化顯示出衰史長河中彼此之間既互相沖撞又互相融合,共同構成退的跡象,而草根文化卻逐漸興起,俠文化的流行則了中國特有的文化景象是較為典型的一例。當代學者也許是出于哲學上的“傲(一)春秋戰(zhàn)國時期俠文化的法律解讀慢與偏見”,對俠文化以不屑一顧的態(tài)度保持緘默。這1.統(tǒng)治階層權力斗爭的需要種局面近年來雖有所改觀,但對俠文化的研究仍然“猶俠是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特殊產物,維護正義、抱琵琶半遮面”。須知中國文化本來就有江湖與廟堂之好勇輕死的原始氏族遺風的存在為俠的產生提供了深分,有很多現在被高高供在廟堂之上的經典也是“出于厚的文化根基,至于春秋時期的士階層則對俠的萌芽風塵”,如《詩經》便來源于民間。法律文化的研究,和誕生有著直接的影響?！笆俊笔窍惹厣鐣顬橹匾獞摼哂懈鼮樨S富的樣式和手段,而我們過去的研究也是最為活躍的社會群體,它的產生和發(fā)展影響了中未免顯得有點單調乏味。現實生活中發(fā)生的每一件事,國幾千年的社會文化。在貴族政治崩潰以前,這些有從來都不是孤立自足的。一個事件的意義,必須與其技藝才能之士,皆為統(tǒng)治者專養(yǎng)專用,皆是在官者他事件聯系起來予以考究,才能得到充分的說明。只正如施偉青所說:“西周春秋之士包含上、中、下各階有這樣,法律文化的研究才能真正深入下去和豐富起層的奴隸主貴族,但不包含村社農民。到了春秋后來。學術研究要古今融通、中西融通,能夠緊密關切期,奴隸制日趨崩潰,禮崩樂壞,那時已有“公子、公當前熱點現實問題又具有自身獨立的學術品位,要理孫之無祿者叫。這些地位下降,無“田”可食之“士"流論嚴密又材料豐贍,能夠自由“游走”在多個領域之間,落于民間,以賣其技藝為生。于是出現了士的文武分這是一個難得的學術境界,本文可以說是在努力踐行途:一部分人接受了夏商周三代以來的禮樂文化,走這樣一種學術品格。上了專門從文之路,于是形成了原始之文士,稱為儒”;另一部分人則繼承了遠古史前時期的尚武傳統(tǒng)法律視角下中國傳統(tǒng)俠文化存在和強悍的民族特質,依然保持著武土身份,稱作“俠”原因的解讀春秋戰(zhàn)國時期,社會動蕩不安,統(tǒng)治階層權力斗爭的需要,是任俠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條件。禮制在在經歷了群雄并起、百家爭鳴的熱鬧之后,儒家這一時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沖擊與破壞?！叭嗽谀撬枷肜卫握紦藲v史的天空,幾千年的興衰更替,只個時候已經發(fā)展出來最冷酷和最徹底的實用理性,早不過是儒家統(tǒng)治的往返更疊,其他的思想只能叨陪末已經不再相信那些不能直接獲得利益或遭受懲罰的儀座,俠文化正是在歷史的星空中飄浮的一朵白云。但式和象征,也早已經不再相信那些沒有實用意義的良我們絕不能因為俠文化的從屬地位甚至是反正統(tǒng)地位心和F和象年,自心和道德,仿佛破舊的稻而予以忽視,要知道,儒家文化和俠文化在漫長的歷草人中國煤化工人真的把它當作人CNMHG收稿日期:201003-15:;修回日期:20100902作者簡介:李曉婧(1986-),女,安徽巢湖人,南京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國法律史,法律文化第1期李曉婧:中國俠文化與法治來看,連麻雀的眼珠也不轉過去,要守住實際的稻谷,文化基本上屬于民間文化的范疇,它大體上應被視作就只有真的使用懲罰的手段?！睍r這種全方位的社會變下層百姓對現存秩序的幻想中的反抗,以及對幻想中動,給任俠風氣的發(fā)展提供了寬松的空間和長足的時的完美英雄人格的追求。盡管從本質上講,俠義行為間,正好,任俠風氣先天崇尚暴力的性質極大地迎合也是一種個人的法律、一種專制,但它畢竟比現存制了統(tǒng)治者的政治口味。正是鑒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這種政度具有更多的向善的可能性,給予平民以希望、安慰。治上“無法無天”的傾殺謀奪,后期興起的法家,尤其同時,由于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法律具有倫理法的性質是韓非,站在重建社會秩序、維護絕對君權的立場上,因此俠的行為只要符合禮義規(guī)范,往往會得到社會的對“以武犯禁”的俠類予以了激烈的抨擊,將俠列為五認同和推崇,而不計較此種行為所帶來的法律后果蠹之一,主張以嚴刑苛法來禁殺任俠風氣的蔓延。這即使統(tǒng)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在立法上嚴厲打擊也是為什么后來主張法家思想的秦王朝不允許俠存在“俠”的行為,但在司法實踐中,由于社會輿論和道德并嚴厲打擊俠的根本原因。觀念的影響,俠義行為往往被原諒。2.復仇行為的催生2.從民眾的法意識剖析傳統(tǒng)中國社會的俠文化社會認同的復仇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這一時以人治法、倫理法和等級法為特征的法律制度決期任俠風氣的盛行。復仇,尤其是血親復仇,在上古定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法對于民眾來說,是外在的、強氏族社會即已有之。摩爾根說:“北美易洛魁氏族的一加的。以前對“法”字的解釋,多認為“水”旁是公平的個成員被殺害,就要氏族去為他報仇……殺人者既已象征,而這顯然與中國人自古以來的法觀念有所不符償命,公正的要求乃得到滿足。響恩格斯也指出“同蘇力教授認為“水”旁指稱的是法像水一樣自上而下地氏族人必須相互援助、保護,特別是在受到外族人傷頒布,這也許能在一定程度上作為“法是外在的、強制害時,要幫助復仇。個人依靠氏族來保護自己的安全,的”的佐證。再看看西方法律,古希臘羅馬的法律起源而且也能做到這一點,凡傷害個人的,便是傷害了整于貴族與平民斗爭的民主政治,是貴族與平民意志和個氏族。因而,從氏族的血族關系中便產生了那為易利益的共同產物,法律自始就是市民社會的一部分,洛魁人所絕對承認的血族復仇的義務。但是春秋戰(zhàn)對市民而言,法律是“我的”,而不是“他者”。但對中國時期的復仇之風與遠古的血親復仇略有差別。瞿同國老百姓來說,法律則是不折不扣的他者,是一種壓祖先生說:“其他社會復仇的責任不外乎血屬,中國則迫物。這種他者意識,決定了普通中國人內心中對法不止于此,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也是中國復仇習慣律的厭棄,法律在古代社會從未內化為中國人自我意中的一特點。中國的社會關系是五倫,所以復仇的責識的一部分。任也以五倫為范圍,而朋友亦在其中。復仇現實的以人治法、倫理法和等級法為特征的法律制度也普遍存在,極大地刺激了社會范圍內任俠風氣的滋生決定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民眾的“無訟”或“厭訟”心理。傳蔓延。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對血親復仇給予了充統(tǒng)中國是一個“熟人”社區(qū),“法律是無從發(fā)生的啊,分的肯定?！拔峤穸笾獨⑷擞H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人們重視的是“情面”,即使有了糾紛也傾向于選擇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法律之外的軟性解決機制,因此導致了老百姓普遍的間耳。相反,禁止報仇是法家思想的一個重要內“恥訟”心理。他們以打官司為恥,并侮辱性地稱幫人容。商鞍變法,明令“為私斗者,各以輕重被刑”,使打官司的讀書人為“訟棍”,所謂“家和萬事興”惡人先民“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采取嚴刑酷法打擊一切告狀”就是這個意思。中國傳統(tǒng)司法奉行重刑主義,再威脅官方權威的暴力行為。相應地,秦朝的任俠之風加上訴訟帶來的人力、財力、物力的巨大投入,往往就不是那么的濃厚。所費大于所爭,因此導致了老百姓普遍的“懼訟”心理(二)秦以后中國傳統(tǒng)社會俠文化的法律解讀無訟”便成了人們生活經驗的血淚凝結。1.從法的本質剖析秦以后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俠在民眾對法律的“他者”意識和“無訟”或“厭訟”心文化理的推動下,選擇“俠”來為己伸張正義便是他們權衡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法律實際上是人治法、倫理法φ利弊、面對現實的理性選擇。也就是說,在普通民眾和等級法三者的有機結合。因此,在這種制度背景下,的內心世界形成了一種通過俠義行為解決問題比通過整體的、全方位的精神壓抑與個體的正常欲望之間,法律V中國煤化工念更深一層次來由上而下的思想禁錮與下層百姓之間,形成了持久的說CNMHG民的弱者文化心理隱性文化沖突。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文化沖突分外山性L凹八雙性人格,在這種整有可能轉化為民間文化與正統(tǒng)文化的公開對抗。而俠體性的歷史文化狀態(tài)下,平民大眾在一種無形的思維中南大學學報(杜會科學版第17卷定勢中借建立英雄(俠客)來推卸每一個個體為命運而們在遇到糾紛時紛紛訴諸法律而非寄托于俠客的出抗爭的責任,這是嚴格意義上的“逃避責任”,因而“作現。但現代中國的法律制度體系又是不完善的,有時為弱者文化土壤上的強者精靈,中國平民大眾的崇俠甚至是違反法治原則的,因此造成了公民在一定程度慕俠心理在很大程度上基于這樣的精神需求”。上對法律的厭棄。如果將公民對法律制度厭棄的心理3.從法律的空間效力剖析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俠狀態(tài)調動到參政議政,則是一種文明發(fā)展的動力。但文化是當參政議政的真實權力被剝奪或騙取了,就需要馬克斯·韋伯曾指出:“從中國現代化的演化來種轉移,俠文化恰恰起到了這個作用看,中國傳統(tǒng)社會并非想象中的專制社會:國家無處(二)從公民現代法意識的尚未確立剖析俠文化不在,皇權無所不能。事實上中國傳統(tǒng)的國家能力有中國公民對法律的信任度,隨著司法腐敗的滋生限,而所謂全能政治的建立,即便在全世界范圍內也蔓延,是在降低而不是在增加的。筆者認為,真正完全是一種現代現象?！聦嵣?正式的皇權統(tǒng)轄信司法機關會嚴格依法判案的老百姓并不多,而百姓只施行于都市地區(qū)和次都市地區(qū)。出了城墻之外,們對公共權力和法律的不信任并不意味著中國的社會統(tǒng)轄權威的有效性便大大減弱,乃至消失。這就形秩序一定會大亂。因為中國人對法律的不信任是對法成了所謂的國家—社會二元政治格局。為了維持整律公正的不信任,而并非對法律制裁力的不信任。當個社會的秩序,國家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民間的們紛紛尋求法律討個說法時,只不過是要借助法律組織和秩序。這種特殊的政治格局必然刺激民間自生的力量制裁侵害自己的人而已,人們訴求的不是法律自發(fā)出各式各樣的權力組織,以及一套具有自治性質的公正,而是法律的力量。所以人們打官司,各種手的糾紛解決系統(tǒng)。因此,中國古代國家與社會二元分段往往無所不用其極,造成被動受腐敗之害與主動推離的政治格局,為俠的生存提供了制度場景,也就是動腐敗的惡性循環(huán)。法治論者所無法認同的事實是,說俠的俠義之舉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制度上的空白。法律的推行,實際是在不斷強化它在民眾中的異己性。這種異己性不能不說是受到傳統(tǒng)社會法意識的影響二、法律視角下中國現代俠文化存在它經過歷史的不斷強化,形成了一種強大的民族心理,原因的解讀積淀為現代大陸公民不成熟的法意識。換言之,現代中國大陸的公民并沒有真正形成一種信仰法律的思維現代社會,金庸、古龍、梁羽生等作家的武俠小模式,其潛意識里是渴望對法律的“擺脫”。正好,武說的風靡,以及根據作品陸續(xù)被改編成的影視作品在俠小說里描述的場景一般都沒有法律,甚至沒有國家熒屏的熱播和武俠網絡游戲的異軍突起,表明了俠文而且是一個反權威的世界。雖然江湖世界里也有行為化在現當代中國的流行,同時武俠似乎成為最能代表規(guī)則,如“義”,但它只是由個人來自覺遵守的,違反中國特色的文化之一。雖然現代金庸等人的武俠小說者也只是受到俠義之士的個別懲處,而不是由公共權建立的江湖秩序和追求的江湖正義實際上沒有超出傳力按程序來規(guī)范化地普遍執(zhí)行統(tǒng)社會秩序的范疇,在追求社會正義方面已沒有實際但在香港這樣可稱得上是厲行法治的社會里,為意義了,只不過是追求個人能力的自我實現的一種“成什么武俠文學卻仍是大行其道,甚至在香港電影里,人的童話”而已,但是因為其折射出現代人的精神困也充滿了黑社會的血腥火并、肆無忌憚的街頭槍戰(zhàn)與境,反映出現代人的精神渴求,所以有必要對此進行砍殺?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給了我們答案:“集體解讀無意識是精神的一部分,它與個人無意識截然不同,(-)從現代社會法律制度的尚未完備剖析俠因為它的存在不像后者那樣可以歸結為個人的經驗,因此不能為個人所獲得。2它是種族的共同的心靈遺現代社會的法律制度是一種與中國傳統(tǒng)社會法律留物,具有超個體的“集體”的性質,是個體本能遺傳制度完全異質的新型法律制度。中國自古以來發(fā)展起的。榮格同時引入“原型( (archetype)”的概念。原型是可來的文化和傳統(tǒng),在整體性上無法創(chuàng)生出現代的民主以通過生活遺傳來生成的深層心理模式,這種心理模法治,先天不足加上后天又走了很多彎路,中國現代式并非來自“個人記憶中的殘跡”,而是來自“遺傳的大法律制度的建立至今還處于完善時期,能夠成功導向腦結中國煤化工角度看,原始意象法治并給予法治以持久支撐的法律制度體系的建立將可以CNMHG種印記或者記憶痕是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而現代社會的制度優(yōu)越性不跡,它源自同尖體驅的無雙衛(wèi)程凝聚( condense)。在需要俠的插手。由于現代社會又是法治社會,所以人這方面它是某些不斷發(fā)生的心理體驗的沉積李曉婻:中國俠文化與法治precipitate),并因而是它們的典型的基本形式。”因此私利救濟的產生?！八搅葷?指當事人認定權利遭受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社會存在不僅僅是當下侵害,在沒有第三者以中立名義介入糾紛解決的情形的社會現實,過去的社會意識的累積,也是一種不可下,不通過國家機關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忽視的社會存在。在香港社會,由于多年厲行法治,力量解決糾紛,包括強制和交涉。法律禁止的私力所以在行為習慣上,大家都是有著良好法治習慣的公救濟,即違法性私力救濟,包括在法律禁止的范圍內民。這就阻止了傳統(tǒng)的“人治”思想通過潛意識進入人“私了”,當事人出于規(guī)避、抵抗法律、牟取不當利益?zhèn)兊囊庾R層面,但是被阻遏的無意識作為一種心理能或其他動機,以違法甚至犯罪方式進行的私力救濟。量必須尋找出路,于是武俠、警匪、黑社會等等意象當然,這種形式的私力救濟是我們必須摒棄和剔除的便充斥于文化之中,成為香港文化的一大特色景觀。當前我國社會所存在的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和犯罪組織法治社會中風行暴力文化,看似悖論,實則是在法治則是其典型代表,它形成了該共同體的內部秩序,甚約束下中國人集體無意識的一種正常宣泄。任何法治至擁有完整的“立法”執(zhí)法”和制裁機構,因此在與國社會里都可能有暴力文化作為人的原始本能的疏導,家的正式法律體系發(fā)生沖突時,具有很大的破壞性。但香港的暴力文化如此強烈則說明是中國人特有的集可以說,俠文化就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產生的歷史體無意識使然。基礎,因為俠文化的消極發(fā)展極端就是幫會文化的產(三)構建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提高公民的法意識生。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它我們現在需要建設的是社會主義法治社會,而非不僅破壞社會治安,擾亂經濟秩序,而且阻礙社會進法制社會。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法治具有民主內涵,在步,腐蝕黨政肌體,散布腐朽的意識形態(tài),甚至會威法治狀態(tài)下,法律由于其民主性會消解民眾對法的“他脅地方政權的穩(wěn)定。因此,對于在俠文化影響下的者”意識。嚴密的法網帶來的也許是法令滋彰而盜賊多些傳統(tǒng)國民性的陰暗面,需要引起全社會的警惕。有,嚴格執(zhí)法的結果只是不斷強化法律在民眾的異己二)從精神層面角度分析性,并可能在執(zhí)法活動中引發(fā)官民沖突,這在當代中俠文化的精神與法的價值在某種程度上非常地契國是不難找到例證的。而走民主之路,會使民眾對法合,法律所具有的一般價值如自由、平等、正義和秩的“他者”意識逐步消解,會對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序也是俠文化的精神追求。也就是說,“俠義”本身并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法律是公共權力的一種體現,不與法律相沖突,這種精神從本質上來講是積極的,法律的民主化也就是公共權力的民主化。在一個民主引導人們向善的,甚至是一種道德上的約束,與法律法治的國度里,作為民族心理記憶的集體無意識的體基本精神并不矛盾?！皞b的形象是中華民族理想人格的現,俠文化也許仍會流行,但它所代表的文化心理將象征,俠之精神是中華民族高尚情操和生命意志的自會積淀在無意識里,而不會轉化為外顯的社會意識。然流露。1在我們今天業(yè)已形成的俠文化概念中從我國大陸目前的法治狀況來看,這種從意識到無意正義價值乃是其最主要的構成因素,抽去此項判斷,識的回歸,將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俠就很難確定其特定的文化形象。6在亂世之中,處于社會底層的民眾,他們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的生存權三、俠文化與現代法治:背反與融通都處于朝不保夕的狀態(tài),而那些自有衣出身的使士,是他們挺身而出,維護樸素的社會正義。韓非子,是(一)從法理邏輯角度分析中國最早談到俠的人,他說俠有三大品格:第一是“棄“俠義與否取決于主觀上的判斷,這種主觀性因人官寵交”,這是對不自由秩序的拋棄。第二是“肆意陳而異,表現出來的行為也不大相同,因而破壞法律的欲”,這是對成為主人的自由秩序的追求。第三是“以往往是實現俠義精神而實施的行為。從法律邏輯上武犯禁”,這就是對不自由秩序的反抗。俠義的精神又來看,俠文化與現代法治精神畢竟道不同不可同日而是對平等理想的追求,他們實踐著“四海之內皆兄弟”語,其在本質上是與現代法的價值相抵觸的。健全的的理想等級社會使得中國的市民階層更加執(zhí)著于“平法治社會容不得俠客們隨意插手,特別是容不下他們等的理念。而俠士奉行“兼相愛,交相利”,于是,無“法外施行的行為方式,使與法的關系在社會中形成條件V凵中國煤化工的兼愛則形成“義了一種悖論,這種悖論就是:俠為了維護“正義”,實氣CNMH為了實現“兼愛際在破壞正義。俠者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則是為了鏟除“不相愛俠文化的精神與法的價值的背反導致的是非法性俠文化的精神與法的價值的融通導致的是合法私108中南大學學報(杜會科學版第第17卷利救濟的產生。法律提倡和鼓勵的和解、調解、自主我國現實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來看,顯然條件有所欠缺,和共同體互助性糾紛解決方式,屬于合法私力救濟。但國外保障見義勇為者的立法及其宗旨,卻是我們可現代社會,俠義精神仍是一種正義感的體現,在法律以借鑒的允許的范圍內,這種正義感引發(fā)的行為,往往是正當合法且值得提倡的。例如見義勇為與正當防衛(wèi),這些行為與傳統(tǒng)俠義行為中“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意義四、結語基本相通。三)現代法治背景下俠文化的制度重構俠文化是深深扎根于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土壤中的從以上論述得出,我們有必要對俠文化進行制度平民文化,源遠流長。雖然新中國誕生以來國體發(fā)生重構。如何重構俠文化,使其納入現代法治的軌道了根本變化,使得現代俠文化不再像古代那樣以俠客關鍵在于正確運用好糾紛解決機制之一的私力救濟。的替天行道為主要的表現形式出現,而是以武俠小說法律的成長伴隨著國家對私力救濟的控制,但從古至影視及網絡游戲的形式呈現在大眾面前,但是,俠文今私力救濟卻是運用最廣的糾紛解決方式。英國一項化的精神內涵卻一脈相承。需要明確的一點就是,俠研究表明,“個人面對較重大的可司法事項只有20%文化在本質上是與現代法治相違背的。在建設社會主訴諸各種法律程序,……美國亦有類似特征41。在中義法治國家的進程中,我們應取俠文化之精華,進行國,人們遇到糾紛不愿訴諸公權力組織,而傾向于私俠文化的制度重構,積極發(fā)揮現代社會合法私力救濟力救濟,表現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就是對俠文化的推崇。的作用,并用法律規(guī)范其行為,將其納入現代法治的從私力救濟向公力救濟演進體現了文明進步,但國家軌道上來;同時,為了維護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我資源和能力有限,公力救濟無法也不必完全排斥私力們也必須去除俠文化之糟粕,將其“人治”本質扼殺在救濟。私力救濟不可能、也不打算取代公力救濟,它搖籃之中只在一定范圍內發(fā)揮補充替代功能。盡管司法最終解決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這并不等于唯一或首先解決。注釋:私人自治與司法最終解決并行不悖,共同構成法治的兩面。①筆者贊同鄭春元在《俠客史》一書中對俠的起源所持的觀點這里我們所指的私力救濟當然是合法私力救濟,他認為俠意識淵源于原始正義觀念,即原始氏族成員都有互相幫助、為族人復仇的義務,俠的特立獨行、輕財仗義正是上古因為非法私力救濟是我們必須摒棄的。合法私力救濟社會人們的應盡義務與習慣的孑遺,這就將界定俠的標準邏輯的典型就是見義勇為。一旦見義勇為行為以法律形式地歸結到俠的道德觀念和人格特征,歸結到“德”而不是“力”固定下來,往往便能起到及時保護國家公共利益和公②所謂倫理法是指法律體現的是倫理之觀念,法律受倫理原則支民的合法權益,有利于減少違法犯罪行為的作用。但配。不過,倫理法還反映出一種更為深層次的歷史本質,它實質上是統(tǒng)治者以倫理為統(tǒng)治的手段和工具。這是我們正確認識見義勇為者“流血又流淚”的尷尬局面卻讓人痛心,人倫理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否則就會出現許多誤讀,誤以們普遍認為這與我國法律對見義勇為沒有明確的專門為這種建立在血緣宗法基礎之上的倫理是符合人道的性法規(guī)有關,對見義勇為統(tǒng)一立法的社會呼聲很大。③真正把“俠”提升到臺面上的是司馬遷,其著作《史記》首次大在現今的發(fā)達國家,如新西蘭、英國、美國、澳大利量地、系統(tǒng)地記載了游俠的歷史,贊美了游俠的急人危難、守信重義。但到了西漢后期,社會上對俠的評價并不見好,俠消亞、加拿大、奧地利、芬蘭、德國、法國、日本等國,極的一面日漸端倪。東漢時,班固寫《漢書》,雖然也寫了《游都已經制定了《被害人補償法》或《刑事損害補償俠傳》,但他已明確說明俠是“作威作惠”的奸雄?！逗鬂h書》以后,朝廷不再為游俠立傳。由于俠是現存秩序的挑戰(zhàn)者,因此法》。8立法目的一是在于補償那些因刑事犯罪受損江湖與廟堂關系的破裂在所難免。但不可否認的是,東漢以后,卻無法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獲得賠償的被害人,二俠作為一種文化或概念積淀在民眾的心中,貫穿于兩千多年的是在于補償那些因制止犯罪、協助警方抓捕罪犯、救傳統(tǒng)社會并傳承至今。尤其是當社會轉型、歷史轉折的“亂世助危難者而受損的特殊被害人。因為,“當民主與法制之際,或者民不聊生甚至民族危亡之時,俠文化總是由“隱“而顯”煥發(fā)出勃勃生機發(fā)展到一定水準后,對人身遭受嚴重侵害而無法得到賠償的被害人實施補償是國家應盡的義務,也體現了參考文獻:責有所歸的原則。19如果罪犯的人權得到充分保障M凵中國煤化工而被害人、與罪犯斗爭的人卻因為無法獲得賠償或者劉得到補償而生活困窘,與法與理都是說不通的。但是,CNMHG代史論叢長岳魔普遍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從(2]左秋明.李夢生注釋左傳今注M南京:鳳凰出版?zhèn)髅郊顣枣?中國俠文化與法治團,鳳凰出版社,2008:56512]榮格.集體無意識概念(1936)Cy榮格文集.馮川譯.北京:[3]葛兆光中國思想史: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改革出版社,1997:83(第一卷川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261[]潘琦.中國俠義精神與法治門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4]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科學版),2003,(23):187[14]徐昕,論私力救濟[Cy清華大學博土學位論文樂北京:清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cy馬克思恩格斯選集華大學出版社,2003:78.(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15]蔡翔,知識分子與江湖文化[門上海文論,1992,(4):456]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M北京:中華書局1981:69.[16羅立群.中國武俠小說史[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門鄭訓佐,靳永譯注。孟子譯注M濟南:山東出版集團,齊31-33魯書社,2009242[17] Hazel Genn, Paths to justice: What pe[8]韓兆琦.史記箋證[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3929going to law [M]. Oxford: Hart Publishing, 1999[9]梁治平在邊緣處思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8] Marc Galanter. Reading the landscape of disputes [] UCLA0]楊經建.俠文化探微門中華文化論壇,2003,2:74.Law Review,1983,(31)14-71l馬克斯·伯儒教與道教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019湯嘯天破解見義勇為面臨的法律尷尬民主與法制時報2001-10-09(8)Chinese Chivalrous-Swordsman-Culture and rule of lawCollege of Law,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Abstract: Chivalrous-Swordsman-Culture is a kind of unique social phenomenon. It will be a very interesting andmeaningful academic travel to study Chivalrous-Swordsman-Culture comprehensively from the legal culture aspects. Itis contradictory between Chivalrous-Swordsman-Culture and ruling of law from theory of law logic, but the consistancecan be found between Chivalrous-Swordsman-Culture and ruling of law from spirit level. In order to build a socialistcountry ruled of law, we must make a reconstruction for Chivalrous-Swordsman-Culture system, taking in its essencesand dropping its dreKey Words: scholars; Confucius scholars: Chivalrous-Swordsman-Culture; rule of law; culture of law; regulationreconstruction[編輯:蘇慧]中國煤化工CNMHG